我们知道，按照传统的儒家观点

，一个社会的群体被划分成士、农、工、商，这些群体之间各安其业、互不干扰，在统治者看来，这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划分状态，更是一种静止的社会状态，是有利于维护统治的

。

但是我们讲理想的状态，只存在于模型或者说概念中，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存在的。儒家所倡导的这种社会分层，实际上早在战国时代随着频繁的战争，人口流动的加大而逐渐不存在了。统治者仍然还在倡导这种社会结构，并不断以各种嘉奖、案例的形式向社会宣讲，

目的便是通过鼓励此种行为，借此要他人效仿，进而保持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

。譬如表彰守寡女子的贞节牌坊，编写《烈女传》，《忠臣传》等等。

贞节牌坊

流民问题，同王朝的出现和灭亡相伴始终，但是他们出现的原因又各不一致。有因为

天灾原因

导致外出讨饭；有因为逃避家乡的

沉重的赋税、徭役

而远走他乡；有因为

躲避私人恩怨而漂泊在外

等等。总之，虽然存在于家乡类似黄册一类的人口统计档案上，他们却不在家乡，也不受到所在地的管辖，可以说是一种隐匿的人口。这些人既不承担赋税徭役，也不接受官府的管理，无论从哪一点来说都不能见容于王朝的统治者，因此将其视作心腹大患。

西晋永嘉年间，关中地区发生大旱，又发生了连续几年的大饥荒，位于关中附近六郡的流民经汉川流入巴蜀地区。当时巴蜀州郡官府驱逐流民返乡，此时当地的氐人李特、李雄赈济灾民，并趁机鼓动灾民起事，在李特、李雄的率领下，攻陷了巴蜀地区的州郡，建立了地方政权成汉，西晋在西南的统治就此瓦解，社会秩序当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如果我们看明代，则发生了更多的流民暴动事件，荆襄流民暴动就是一例，甚至明末的李自成、张献忠所率领的部众很大一部分也是流民组成，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流民推翻了明王朝也是有道理的。

李特领导的流民暴动，直接导致了成汉政权的建立

在统治者看来，这群人不受管理，四处飘荡，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，更何况是大规模的在不同的地区之间流动。所以如果有可能，统治者一定是要百姓待在土地上的，这样管理的成本是最小的，而且风险也是可控的。

人口一旦流动起来，原有的管理模式早已不管用，对王朝的威胁也大大增加，这种情况是可怕的

。尤其是前信息时代，没有大数据、没有天眼系统，要实现对流动人口的管控技术上不可行，现实上的手段也不够用。更何况动态的人口，本身就是对现存秩序的破坏，所剩无几的手段不能满足需要，也不符合维系王朝统治的终极目的。

2.人口增多之后，光棍数量大量增加，也严重威胁到封建统治秩序

流民中还有一种重要的类型光棍。这种人之所以被视作流民，是因为其无儿无女，无家无业，四处晃荡。在统治者看来，年轻的光棍很可能与社会暴力犯罪有牵连，正因为这些人无所牵挂，所以往往铤而走险。如果我们翻开家谱，就会发现一个父亲传下的后代的中，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成功留下子嗣，大部分只能孤独终老。

宋代人林逋是史上著名的光棍，其经历成为了成语梅妻鹤子的由来。

这里面既有

经济上的原因

，尤其是家产稀少导致部分子嗣无法结婚；还有

人口结构的失调

，主要是重男轻女思想流行，在福建某些地区的溺婴现象存在，都使得适婚男子数远大于适婚女子数。如果不幸双重条件都具备，那这位父亲的所有儿子都将孤独终老，这一系将不复存在。

步德茂的研究还向我们揭示了清代皇帝对待光棍议题的两难心态：

一方面认为暴力犯罪是因为光棍的道德缺陷所致，另一方面也通过严刑峻法和宣传道德应对光棍引发的暴力活动

。但是光棍这种类型流民所代表的社会动态因素是始终存在的，无论统治者是否承认这种现象，都与保持稳定社会秩序的静态观是冲突的，两者之间达到的微妙平衡，正是封建王朝的解决之道。但是总体来说，社会秩序稳定的静态是统治者终极追求的目标，只有这样，统治才会稳固。

3.控制流民和光棍的数量，是封建统治者持之以恒的动力

以上我们分析了流民所代表的的动态因素对社会稳定秩序的冲击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王朝维护统治重要的手段是保持社会的静止，意即保持现有社会秩序的稳定，而保持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手段是道德和律令，因此不符合道德、律令的行为都是被视作不合规的，是要受到打击的，流民，还有流民中的光棍，这在中国传统社会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的思想中是大逆不道的，光棍没有家庭，往往是社会的动态因素，势必会对统治者的静产生巨大的冲击，因此需要打击，无论这种静止是表面抑或是实际上，都是必要的。

参考文献：

1.步德茂：《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》

2.池子华：《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》

3.王家范：《中国古代的流民问题》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